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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业设计:打造我们自己的中国方案
浏览次数: 1579 发布时间:2018-7-18
  

来源:《光明日报》2018年6月24日 第6版  作者:柳冠中
推荐:包头市第三十三中学书记、校长  杜海宽

      柳冠中 1943年生。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、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被誉为“中国工业设计之父”。1984年创办中国第一个工业设计系;也是第一位登上世界设计界最高讲坛——世界工业设计协会联合会年会讲坛的中国人。身体力行提出诸多超前理念,推动工业设计发展:早在20世纪90年代,便提出了类似大数据的超前理念,并首创“事理学”理论,为设计学科夯实一套完善、系统的方法论。
设计为什么能改变未来?设计是什么?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美观、酷、炫,但这样的认识,我认为是远远不够的。
  就像设计一个杯子,即便设计者再聪明再能干,如果他设计时只想着杯子,500年以后他设计的东西也还是杯子。但是我们要的,不是杯子,我们要解决的是解渴的问题,或者为了表示我的心意、给朋友当礼品,这样一来,要解决的问题不同,设计就会不同。
  工业设计的内涵就是要适应人为环境,同时必须要解决问题。从这个角度来说,设计,不仅仅是考虑我们表面看到的东西,还要考虑适用、安装问题、生产问题、维修问题、回收再利用等等。
工业设计: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
  人的生存需要衣食住行。但是,5000年前人们的衣食住行的方案还是我们现在的方案吗?时代变了,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我们要什么样的衣食住行。
  第一个例子:我们要的不是洗衣机,而是干净的衣服。
  衣服脏了怎么办,过去都是用棒槌、搓板洗,现在大家都有洗衣机了,但一定离不开洗衣机吗?20世纪90年代,我到大阪参加亚太国际设计会议,松下洗衣机部长发表主题演讲《日本洗衣机二十一世纪应该是什么样子的》。他讲完以后掌声雷动,主持人、日本东京大学一个权威的材料学教授,他问我:“柳先生,你说说中国21世纪的洗衣机是什么样的,用什么技术?”我说:“中国21世纪淘汰洗衣机。”他们有点蒙。我解释说:“你们不是提倡绿色吗?洗衣机是最浪费水的,而且污染淡水。你们洗衣机的利用率是多少?6%、7%。也就是90%以上的洗衣机摆在那儿,难道21世纪还用洗衣机?你是搞材料的,假设你用金属做衣服,做出来像绸缎,还需要水洗吗?”对方当时没话说了。这就是设计师的思考。在这一点上,中国人千万不要气馁,不要跟着外国人走,我们要走自己的路,把路找准了可以创新。
  另外,我们洗衣机的使用率的确不高。在西方或者香港,很多地方都有洗衣房。香港的大楼,每隔几层有一个洗衣房,一边看书、上网、喝咖啡,一边洗衣服,沟通了邻里关系,节约了大量的资源。所以洗衣的方式随着时代发展而进步,我们需要的其实是干净的衣服,而不是洗衣机,这就是共享经济,共享服务的社会必将到来,这是未来要经历的。但是我们现在过分追求对物品的占有,你买了我也得买,每家都有小汽车,而汽车保有量的增加也让我们的污染越来越严重。这样的发展方式真的是我们所需要的吗?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什么,不能一味跟着西方的步伐走,我们毕竟人口多,我们的问题要自己解决。
  第二个例子:厨房不只有柴米油盐,还要有天伦之乐。
  同样的,饮食问题是什么?3年前,五金协会组织了一个设计大赛评审,参加评奖的居然有40平方米、60平方米的厨房,名字叫“巴黎左岸”“卢浮宫”之类,这是给谁用的?这不应该是发展方向,当然不能给他们奖。我们大多数人家里就是几平方米的厨房,意大利的厨房、德国的厨房不适合我们。
  中国的厨房要解决中国的饮食问题,这就需要设计者研究我们的生活习惯、我们的文化。中国65%的家庭是三到五口之家,下班回来夫妇俩累了一天,小孩学校回来之后,傍晚的四五个小时是最珍贵的,此时厨房是一家人天伦之乐的宝贵时光,一块儿吃饭,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而已,这才是我们中国厨房的本质。
  清华的学生在广东有一个厨房工作坊,探讨的是未来厨房应该什么样,如何解决中国父母子女“两地分居”的问题,以及如何通过饮食把中国传统的烹调技艺传承下去。我们做了一个未来厨房的方案,餐桌是一个大的传感器,任何地方都可以对食物加热烹饪,餐桌上带有折叠式智能显示屏,抽出即可使用,餐灯带有照明和拍摄录制的功能。父母做饭时,餐灯会自动拍摄录制,并分享备份到云端,可供家人随时回放。远在外地的孩子,在外地的房子做饭时,可从系统内调取已备份的烹饪经验。父母、子女开始烹饪或烹饪结束后,或开始吃饭时,双方餐桌上的感应系统会互相告知对方当前的生活状态。因此,这个厨房并不是简单地用来煮饭,而是用现代的技术来解决很多情感沟通的问题。
  第三个例子:我们要的不是房子,而是家。
  许多人常常想的是大房子、豪宅。中国人有一句话,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草窝,古人说广厦万间,夜眠七尺,睡着了,所占的地方就是两平方米。大家都要买房子,但是并不一定买得到家,家是有灵魂的,是灵魂休闲的港湾,我们要的是家。
  在深圳、苏州、上海、杭州已经开始出现国际青年社区、you+等等,很多单身人士住在一起,除了签房屋合同以外还有一个家规,每隔两个月,每个成员得拿出一个节目来,或者请客吃饭,或者给大家演示一个PPT,或者提出一个想法跟大家商讨,或者组织一个party,年轻人在这里通过这样的方式,寻找家的感觉。这里已经产生了很多兴奋点,催生了不少创业者。这种方式,解决了一部分年轻人漂在外面找不到一个家的问题。
  20世纪90年代中期,我曾有一个移动住宅的设想。一个移动的住宅,配在一辆车上,各地像青年旅社一样,有专门连锁配套的社区。而这个车到了配套社区后,用电梯把车载移动住宅接上去,社区里面有洗澡、做饭的地方,到了就能享用,人要离开的话,把移动住宅装回车上,一开车就走了。这是鼓励人与人的交流、沟通,世界互相开放。这也是一种车跟房子的定义,都在演变。这是我们人类的未来,我们必须要去思考未来,我们要做准备,我们不能等到外国有了再着手做。
  所以,我们思考的不是房子,而是家。家就是针对不同的人,是三口之家还是三代同堂,或者单身人士?
  第四个例子:关于“行”,未来的出行该是什么样的?
  中央工艺美院曾经举办过一个科学与艺术的展览,我当时拿出来的作品是《飞向未来》。那时候我经常到广州出差,飞行3个钟头就到了,但是浪费在路上以及在机场安检、托运行李的时间加起来比这个多得多。我就想,能否从过程当中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,于是提出了新的设想:旅客去机场路上的运载工具是一段飞机内舱,在路上就把登机手续、安检、行李托运的问题解决了,到机场只要一个指令,作为运载工具的飞机内舱就被推入后尾开口的飞机,推两节后再推一个洗手间模块上去,再推两节,然后再推一个咖啡间模块上去,飞机就起飞了,这样可以大大节约时间。当时我拿出方案后,很多人说:“这是什么,能解决问题吗?”结果不到3天,德国汉莎航空的总代表找到我,说:“柳先生,你这个概念如果早出20年,世界航空将是另外一个形象。”我们完全可以走另外一条道路,所以机场的问题、拥堵的问题都需要我们重新思考。
  我们国家土地资源有限,人口众多,今后的发展,需要我们的设计。所以,设计要提出健康合理的生存方式,而不是让大家买、买、买,买到最后,家里都堆满了。设计解决的不是要购买什么东西,而是通过现代的技术、现代方式的融合提出新的方案,把问题解决了。
  工业设计不是设计一个物品,我们设计的东西要能生产、能制造、能流通、能使用、能回收,这是设计要考虑的。没有系统思维的设计师不是好设计师。一个好设计师的思考点必须跨过设计,不能钻在技巧或者是手段上,一定要思考整体。
中国问题呼唤中国方案
  我们现在提出了中国方案。中国方案是什么?我们中国的特点是什么?我们中国到底要做什么?
  中国地大物博,中国人多,这是优势,但是也有问题。地大了之后,什么地形地貌都有,有贫瘠的地方,有多山的地方,有沙漠,东南沿海发达,西部不发达,人有13亿多,东西一除以13亿,人均资源就少了。
  因此,我们设计者首先思考的就是,要理解中国传统的精神,不要仅仅是追求表面的符号。
  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、传统哲学是什么,重点不是物和符号,而是传统的精神。所以设计要看到我们传统的优势。我们注重研究人的行为,研究人行为发生的时代背景,我们就可以走在世界的前面。
  我们的历史悠久,讲中国传统,要理解中国传统的精神,而不是停留在追求表面的祥云纹、斗拱等东西,那都是符号。
  其次,必须认识到,工业设计是中国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器。
  中国同时面临双向挤压的挑战。第一,是发达国家的挑战。近些年美国提出制造业回归,英国提出2050年的构想,德国提出制造4.0,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在回归。第二,我们的人工成本在增加,低廉的人工成本优势会转移到欠发达国家。那么中国夹在这中间怎么办?怎么把这个挑战变成机会?所以中央三令五申都在提工业设计,工业设计是转型升级非常重要的驱动器,中国方案要通过设计角度提出来。
  再次,谨防引进之后不创新,让中国仅仅成为加工型制造大国。
  8年前,“清华学术月”请了英国设计委员会的主席KESTER演讲,他在英国的地位非常高,演讲结束后有中国专家举手问:“中国的设计该怎么办?”这位老先生很厉害,他说:“那是你的事!你们中国的设计把中国的问题解决了,你们的设计,就是世界第一。”
  到现在为止,我们凡是引进的技术,大都仍在引进时的水平上徘徊。但凡是外国人不让我们引进的,我们都创新出来了,而且跟世界可以比肩。这就是引进后消化的问题。中国是制造大国,但是这个“制”是谁的?目前我们仍然是加工型的制造大国,“制”是人家的标准工艺流程,流水线是人家的。我们只是“造”。所以转型升级做的就是消化,要把自己做大做强,解决中国“制”还是中国“造”的问题。
  这里,我以解放牌汽车为例,1957年建厂,引进苏联的技术,到了1987年生产的还是四吨半的车,拉机器是它,拉棉花是它,拉人还是它,30年了,为什么不能消化创新?看一下高铁,这个就消化创新了。高铁是日本、德国、法国的原始专利,但它们的高铁遇到的问题很小,到了中国,遇到的问题就复杂多了,一个春运就是二三十亿人次的流动,南北5000公里,东西5000公里,有冰冻,有冻土带、有沉降带,有高原,有沙漠。经过消化创新后,中国的高铁专利,远远超过那几个国家。因此,设计不是表面的模仿,不是你有了我也有或者你没有的我永远没有。
  再次,中国设计不能靠单打独斗,要合作。
  设计不能靠单打独斗。古代的匠人有创新,但是由于小作坊制式,效率很低。工业社会跟农业社会的最大区别,就是生产方式变革了。工业化的最大特点是有了机器、动力,有了流水线,所以必须要分工,提高效率,但是合作才是工业革命的本质。在工厂,图纸就是命令。上流水线之前,在精密分工之前,必须想好,每一道工序跟下一道工序,每一个零件跟所有的零件能组装成一个合格产品。所以工业革命带来的是分工下的合作。合作是本,如果不会合作,那最后就是一塌糊涂。工业设计最大的特点是生产关系变了,产业链改变了,分工合作机制变化了,设计不理解这个,将永远在后面爬,而我们现在很多人还不明白。
  现在全国几万个工业设计小公司,很多人都在做两三个月的短期项目,两三个月下来,不过就是解决一些造型上的小问题,解决不了本质问题。工业设计的机制仅靠设计公司是解决不了的。设计师必须走进企业,跟企业的产业链联合起来,这才是我们要的工业设计,所以工业设计绝对不是“游击战”的模式。
  德国制造业经历过小生产作坊的过程,当时他是落后国家,引进英国的技术以后进行制造,做出来的东西卖到国际上很便宜。英国、法国人发现后不干了,就要求德国把每一个出口产品打上“德国制造”字样,这表示德国制造是不如英国制造、法国制造的二等商品。这一来德国人觉得必须要改变,开始采取抓工业标准、抓质量的方法。不到20年,德国反过来超过英国。现在的工业标准,一半以上是德国人制定的,这些就靠德意志制造同盟来完成。德意志制造同盟是一个机制,是一个横向跨界的社会团体,成员有政府官员、银行家、企业家、工程师、建筑师乃至工匠等,所以德国人在100年前首先实现了跨界整合。
  日本也是如此,日本是明治维新后派三分之一的官员出国去学习,不是派个别精英出去,是派国家的管理团队出去看工业社会怎么回事。日本是一个制造强国,但全日本只有一家螺丝钉厂。德国作为制造强国,只有三家电镀厂,他们精确分工,通过产业链合作。而我们现在有的时候追求小而全,自己干,不善于与别人合作。一般小企业,都是老板的老婆当会计。所以我们中国制造是什么?我们必须转回来,解决产业链的分工问题。不能什么事都自己干,要提倡做分工以后的“隐形冠军”,要靠合作的产业链构成生产关系的转型,才能抓住工业的本质。
  第五个认识:时尚是短命鬼,品牌要靠沉淀。
  商业社会的评价体系是酷、炫,节假日经济,情人节,双11,都在鼓励大家“买、买、买”。中国盛行一个口号:时尚。时尚是什么?短命的,才能成为时尚。只有短命的才能挣钱,偏偏很多人喜欢短命的。苹果是一个商业机构,iphone4、5、5S、6、6S,让人不停换,不停地换,他们才能挣钱。
  所以我们要认真想想,人类究竟需要什么。“智慧”和“欲望”是两个相辅相成的东西。每个人都有“欲”,想出名,想享受。“望”是理想,中华民族要复兴,不能放纵私欲,人要节制,要适可而止,这才是中国的传统!
  同样也要思考什么是智慧。“智”是什么?急中生智,抖机灵、小聪明、钻空子,谁都会。“慧”是难的,慧是定力,要不要小聪明?要不要钻空子?要不要擦边球?中国是13亿多人口的大国,每个人都钻空子,国家的法制怎么建成?
  同样要讲品质、品德、品位、修养。为什么“品”是三个口,因为我们说,第一口是没有“品”的,饿急了狼吞虎咽。第二口也是没有“品”的,土豪暴发户表现出来的是奢侈、浪费。加上第三口,才是沉下心来,中国人的“品”是节俭,适可而止,考虑到国民生活品质的提高,这叫作“品”。所以我们讲的品牌战略是不是这个“品”,大家要多思考。别以为做点广告上了央视,就是品牌了。品牌是沉淀的,不是打造的。
  沉淀是什么?必须把品质弄上去,必须对社会负责任,必须对大家负责任,要讲信用。
事理学的核心及五个层次
  基于这几十年的实践及思考,在这个基础上,我在上世纪末、本世纪初提出了“事理学”。
  事理学讲的是什么?我不同意典型的说法:功能决定形式。自然界里功能和形式是分不开的。
  设计是解决问题的。问题就是把目标设计清楚了,就是要想清楚杯子是用来解渴的还是用来送礼的,把这个弄清楚就敢舍弃杯子了。目标设定之后根据不同的人,不同的场合,不同的条件选择不同的载体,这就是我们讲的要实现目标,必须把目标系统建立起来。目标系统就是实事求是,同一个人,由于时间、地点、条件不一样,需要的目的会不一样。把这个实事求是弄通了,像医院一样先诊断,诊断完了再去配药、抓药、治疗,求是的过程,就是治疗的过程。
  真正的精华是在研究,把事情弄清了就能创造出西方没有的办法。解决中国的问题不一定要跟着西方的老路走,这就是事理学的核心,认清目标、研究外因,然后去选择组织内因,甚至于给内因出题目。首先要把目标抽象出来,再研究影响实现目标的外部因素,就能把目标系统描述清楚了。外部因素弄透了再去组织内因。设计不在设计之内,真正的大设计是在设计之外,研究生活,研究条件,研究限制。
  从事理学的方法论来说,分五个层次:做一件事的目的是什么,有了目标选择路径,路线不一样,选择的策略不一样,策略不一样,技术也就不一样,技术不一样才选择不同的工具。这些年我们忽略了对传统的创造性,以为创新就是从工具技术出发,永远跟着别人走,跟着人家的策略走。
  我们说科学是第一智慧,艺术是第二智慧,科学跟艺术、设计这三者是博弈关系。
  科学追求的是更高更快更强。科技可以带来复兴也可以带来灾难,科学是被选择和组织的。艺术是追求风花雪月,而设计是追求海平面的提升。
  中国的哲学,中国真正的传统精神在这句话里面体现得非常清楚:“超以象外,得其圜中”。在大数据、“互联网+”的时代,银行一定是金融吗?书店一定是卖书的吗?机遇或者是在整合中产生,压倒方便面的是什么?是外卖。所以我们必须想到现象之外的东西,“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”,离开庐山,去了泰山、喜马拉雅山才能定位庐山,否则就是井底之蛙。所以设计不是快速的,不是画个图、建个模就行了,真正的学习是在社会上,在应用当中研究中国问题,研究中国人的生活。
  这样的话,我相信中国的未来肯定会更好,因为我们提出的是中国方案。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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